一位C刊编辑与一位作者的故事：终于说清了作者与编辑如何打交道

来源：尊广道义

作者：郭庆华

很多年里，同处于一所高校，她与我、我与她不过是点头之交。她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她，虽然我俩有很多理由至少可以成为相互熟悉的人。我看不上她的冲直，她看不上我的文弱——那向来可能是学校教职员工们对学报编辑的印象。

她读完硕士读博士，到学院做教师，除了教学还要搞科研。偶尔在路上碰到，她问过一两次关于投稿和发表的事情。我也出于工作的需要，向她电话询问和委托过审稿方面的事情。这样一来二去的，通过简单却专业的接触，我们开始了联系。

有一次，她写完论文，发给我让从编辑的角度看一下，我在鼓励的基础上毫不掩饰地指出不足，还小心地提了一点修改意见，她很虚心地接受了。后来，她再写完论文发我看，我也就摆出编辑的架势对论文“说三道四”。

我发现她竟然是个相当有思想和有学术追求的老师，她可能也改变了对我的印象，比较频繁地与我互动起来。就这样，我看着她一点点地进步，学问做得越来越好，她的冲直与她的学术“野心”相得益彰。

三年前的一天，她突然说要往我们学报投稿，想让我帮着先看看。平时怎么样都行，但真给我们学报投稿，变成切实相关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我是矛盾的。

一来，我不是有关栏目的编辑，这样做有违程序；

二来，如果看了感觉不好，说出来又怕引起她的误解；

三来，我们学报遴选稿件的确是非常严格的，尤对本校的来稿极为慎重，老师们深有体会。

她可能听出了我口气里的犹豫，就打消我的顾虑，反复申明说不要有压力，如果感觉可以，她会按正常程序投稿，如果不行，她就撤退。也有别的作者会这样表示，但多为客套，真实用意还是想让帮忙发表，但我凭着不短时间的接触相信她的话是真诚的，因为我了解她是个真正想做出点东西、真正想进步的作者。

我就放松下来像往常一样打算认真地帮她看，帮她“把关”。超预料地，打开电子邮箱里的文件，瞥了眼论文的题目，我就被抓进去了。不歇气地看完，又回头做总括地浏览、斟酌，很快判定这是一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在我们的自然来稿中具有比较突出的优势。

我们学报发稿难，但同时又缺好稿源，见到这样一篇来稿，作为编辑的我是十分欣喜的，心情甚至急切起来。我拿起电话直接告诉她：看过了，感觉“有戏”，不妨直接投给我们主编吧！后续的过程非常顺利，她直接投给我们主编，果然被我们主编一眼相中，经过必要的审核编校程序，论文很快发表，发表后不久即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有关专辑全文转载。

通过这样一篇论文，我对她越发刮目相看，经过这件事她也对我更加开放，我们的互动和交流走向深入。我们开始变得亲密起来，隔段时间便相约到一起喝茶、喝咖啡聊天。遇到一个这么近的比较欣赏和懂她的编辑，她非常高兴，遇到一位这么近的悉心做研究又认可我工作的作者，我也非常快乐。

我们在一起聊研究和写论文的事，她总是慷慨激昂，我常常云淡风轻。从她身上，我能感受到教师搞科研和发论文的不易以及复杂的心态，对待来稿和来访就更加用心和温和。

她了解到编辑工作的辛苦和论文发表的更多门道，释然了不少疑惑，写作和投稿更加有章法。但她也代表作者对以我为代表的编辑提出质疑和不满。有些质疑和不满经过我的开解我们之间取得了共识，有些质疑和不满则因我们各自立场的不同，仍然保留。意见的不同并不影响我们的亲密相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不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相互理解。

我们交流有价值的学术信息，歌颂学术路上孤独跋涉的劳模，批判学术生态中的不和谐现象，明确角色承当的责任和使命。我们一起畅想学术或学校的未来，我们也一起哀叹未来的种种迷惑不清。每次分别后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交谈的余温带给双方在各自工作中的正向激励。

然而就在前年，她的雄心和热情遭到一次重创。她颇费心血并且非常看重的一篇论文因话题“敏感”连遭几家刊物拒绝。

对作者来说，投稿不被编辑赏识甚至被编辑“枪毙”都是很正常的事，严重打击她的是，这次被拒稿的理由。如果说她涉及的话题“敏感”的话，那么这样的话题就是她整个研究方向所围绕的核心，刊物拒绝触碰此话题相当于对她整个研究方向的否定，她因此陷入了彷徨，极度灰心。

那段时间，她不停地向我倾诉，充满不解和郁闷，开始怀疑自己、怀疑人生、怀疑学术、怀疑社会，甚至表示要放弃研究。我看过她的那篇论文，是探讨有关我们国家治理和发展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较新发生的现实问题，一些期刊所谓的敏感，未免多余，可能主要是缺乏客观的判断和主动担当意识以至于采取了“一刀切”的武断做法。

我也深表遗憾，但除了安慰她，劝她乐观，提供不了任何实质性的帮助。我想过把她的稿件介绍给熟悉的学报编辑，但既然她的稿件已经遇到麻烦，我就不该再为难其他编辑同行。何况我与认识的同行间大家似乎已形成了一种默契、一种职业的约定，从不相互“走人情”“找麻烦”。将近一个月过去，一筹莫展，只能看着她沉沦，但编辑的本能又决定了我内心深处决不容埋没一篇认为的好稿和一位认为的好作者。

当时，“学术期刊文学编辑论坛”微信群非常活跃，同行们在一起分享心得、信息，打趣、逗乐，我有时也在里面发发言、搞搞怪。说是文学编辑，其实这些同行中有不少都是各学报的主编、编辑部主任或责任编辑，做着多学科论文的推荐人、审稿人，他们确实如闻所说手握饱受诟病的“决定稿件命运”的“大权”。

我因为惦记着那篇“不幸”的论文，在群里只要看到可能有关的编辑的出现，就蠢蠢欲动、坐立不安。我甚至拟好一篇二三百字的推荐语，其中诚实交代了论文的遭遇，以求慧眼伯乐。

但毕竟不习惯做这样的事，不知道如何把握分寸，更不好确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犹豫了几次都没有勇气发出去。可心里的欲念不会就此而消灭，反而因受到压抑加倍疯狂地生长……终于，在群里一次热烈的互动中，我被彻底地激发和点燃了，索性不顾一切地抛了出去，心想：大不了没人要，大不了被同行嘲笑，反正我不过是个普通小编辑而已。

没想到这条推荐语发到群里不足一分钟，我就收到了两位编辑的私信，他们都表示对这篇论文感兴趣。一位是上海大学学报的李孝弟编辑，一位是澳门理工学报的桑海编辑。

桑海原为清华学报的编辑，仍在那里兼职，他了解清华学报正在筹划一个相关栏目，说可以帮把论文推荐给清华学报试试。但因为李孝弟编辑联系在前，我只能替作者答应把论文专投给上海大学学报。这个结果好生意外和惊喜。我赶紧将此喜讯告知绝望中的她。

我说，你看，还是有编辑对你的研究感兴趣的，说明你的研究有价值有希望，不管最后论文到底能不能发表，一定不要丧失信心！她听了后马上变得和孩子一样，激动地连问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提到需不需要对编辑“特别表示”一下。她说这两位编辑是她的救星，就算不能发表，能对论文做出如此反应她已感激不尽。

我作为编辑自然比她冷静，再三将她的注意力引向论文本身，并借机向她“宣传”。我说：你要相信我们这些编辑，我与孝弟老师素未谋面，与桑海老师也只是一面之交，这中间不存在所谓人情方面的考虑。

我推荐你的论文，他们有兴趣于你的论文并主动帮助推荐，只说明我们有着共同的职业判断和职业情怀。接下来，论文会进入正常的审稿程序，你只需要耐心等待。我还说：你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要重拾信心，继续做自己的研究。

当说到清华学报的栏目筹划，她想起自己手头之前正在写另一篇论文，虽还没有考虑成熟，但预估完成后会是一篇分量更重的论文，只因近期情绪低落而中止了。我就劝她不要让心血白白浪费，正好趁此机会接着把这篇论文做完。再与桑海取得联系说明情况，桑海爽快地说这篇论文写好后他若感觉可以也会帮着推荐给清华学报。

回头分析一下，我对孝弟和桑海的反应其实不应感到奇怪，并且明白还有不少同行，如果他们遇到感兴趣的论文也会做出这样的反应的。与孝弟虽未曾见过，但通过邮件和信息的工作交流，早已意识到我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地方，比如某种喜好、精神和气质的东西。

与桑海除了邮件和信息的工作交流，只在福州的第二届学术期刊文学编辑会议上见过一次，他的儒雅、关切和严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反应一方面出于对论文本身的兴趣，我想另一方面也可能出于对我的认同，这是我们编辑同行间心照不宣的秘密。我们了解别人就像了解我们自己一样。

在不多的几次外出交流活动中，我还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同行，有些只是因为没有发生工作交集的机会而失之交臂，有些则一见如故进而成为长期的朋友。就因为结交了这些同行朋友，近年来，每每遇到作者和其他人对学报编辑的不屑、质疑和误解，我总是不厌其烦地为我们做着辩护，为学报编辑正名，为学报工作营造自信、理解和尊重的土壤。

话说回来，那篇被推荐到上海大学学报的论文，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但顺利地通过了初审、外审、终审，最终被刊发出来。而另一篇论文写就后如约被桑海推荐到清华学报，清华学报终审否决，但不久就被另一家C刊录用发表。对于上海大学学报和清华学报，因地域和品牌的关系，我曾设想论文发表的难度会甚于我们学报。事实果然比我的设想更加严酷。

到此，这件事的内涵已不止于论文的发表与否，还在于整个过程中或隐或现的学报出版工作的方方面面。除此之外，编辑与作者、编辑与编辑的相交相识在主观能动的基础上不乏戏剧性与偶然性，论文与学报的结缘更不是局外人所臆想中的那样简单抑或复杂。

对我们个体的意义，令人欣慰的是，这两篇论文的投稿和发表，使她走出了挫折的阴影，变得自信和从容起来，同时开启了新的研究之路。她对未来做了比较宏大的计划，准备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为自己建立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体系。这是一位学者走向成熟的必然结局。通过这次经历，我对作者、对自己、对同行、对工作的认识和情感也达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与作者一起蜕变、成长。

不过，之后她再发给我新完成的论文，我总是笑说，我现在看不了你的论文了，只有学习的份儿。但她仍坚持让我看，而且除了论文，还把每周主持读书会的简报发给我，把业余所写的随感发给我，想听我的感想和意见。

我有时认真地回应，有时只是礼节性地回复一下。她的思想边界早已超出我的能力范围，她的对科研的热烈的情绪也不是我随时都可以跟从的。我更愿意远远地看着她继续从事自己乐于奉献的事业，并带领一支年轻的队伍奋勇向前。

当然我们还会抽时间到一起交流，相互汲取养分和能量。不说写稿、投稿的事，我们就说其他的事，有关于她的研究选题和进展，我的工作成绩和苦恼；有关于学科、学院、学报、学校的发展，很多我们并不懂得，也提不出深刻的见解，就只是说、相互听。

我们也会为社会出现的某种现象和热点辩论。我们还聊自己的生活、孩子的教育。我感受到她的冲直的外表下有一颗柔软的心，她说与我聊天会感觉格外的放松。关于这一点，有别的朋友和同学也这样说过，在浮躁的气候中，真是个不错的评价。

我说，这一方面可能源于我骨子里的性情，更大的原因则在于学报工作的滋养。学报在学校的系统架构和主观意识中一直处于边缘，但相对来说又远离纷扰，似一个当代“世外桃源”，这样的环境长期熏染，塑造了我比较淡然的性格，也因此保留了一份独立的坚守。这份淡然和坚守其实是做科研的教师们内心所向往的。

我还说，不只是我，我认识的许多学报编辑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在为办好自己的学报默默耕耘，我们都安于做学报这样一份“清净”的工作并因此而自豪。我们这些想把自己工作做好的人，只以自己的工作为标本，对其他一切不求费力地解释和证明。

去年夏天，孝弟和桑海因参加我校文学院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分别从上海和澳门来到了山西。我第一次见到孝弟，我们无需过渡便进入熟络朋友的状态。山西师大的杨霞与他俩相交已久，从临汾专程赶来相见。

杨霞与我相差十岁，但我们有说不完的共同话语。桑海也比我年轻许多，但似没有预想的隔膜。生活中，孝弟和桑海都是暖男，杨霞美丽而热情，我之前的羞怯和紧张在他们到来之后一扫而空。

我们一行四人冒着连绵夏雨游了晋祠、吃了面条、喝了青柑茶。时间是那么短暂，交流是那么简单，被雨水迟滞的脚步却使我们更加靠近。我们相见时很少提学报的工作，但我们因学报的发展才走到一起。我们的言行神态透露着学报的样子，我们，仿佛就是学报的化身。

临别前，我把她这位作者带到这几位编辑身边，让他们相互认识，这也是她曾经表达过的愿望。我对她说，你看，这就是我常对你提起的那几位学报编辑。我对几位编辑说，你们看，她就是与你们有过交集的那位论文作者。她与他们随着我的介绍相互握手、寒暄。我在心里说，无论这样的作者还是这样的编辑，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才站在这里，才在一起。

注：本文来源于尊广道艺，作者郭庆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编审，仅做学术分享之用